生育率究竟该如何提升(给你发钱,你愿意生孩子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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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,2022年中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,这意味着近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。

大家对负增长的出现并不意外,可数字背后的问题让人担忧,生育率究竟该如何提升?火热的讨论占据了这几天的热搜榜——昨天,“缩短教育时间能提高生育率吗?”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3亿;一周前,“深圳育儿补贴标准征求意见”更是提出对生育家庭三年累计发放补贴,一孩7500元,二孩11000元,三孩19000元,争论从评论区延伸到各社交媒体……

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社会阶段,几年前,各地陆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,最直接的就是现金补贴了,那么问题来了,给你发钱,你愿意生孩子吗?

全国第一个拿到育儿补贴的奶爸:尿不湿不用自己掏钱了

“每月我们家能领到500元补贴,大约可覆盖一半的育儿支出。”攀枝花市东华街道的二孩爸爸杨军向“之江潮”记者展示了一张最新的月账单:今年1岁半的女儿要花掉尿不湿455元,奶粉315元,玩具衣物等其他支出246元,总共1016元。

杨军是全国第一位申领到育儿补贴金的人——从2021年6月12日起,攀枝花率先施行鼓励政策,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子女的,每月可申报领取500元育儿补贴金,直到孩子3周岁为止,总共可领取1.8万元。

杨军(左一)和家人在一起。攀枝花市委宣传部供图

育儿补贴让攀枝花市民生出更多孩子了吗?“较政策实施前一年,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,二孩出生增长5.58%,三孩出生增长168.40%。”当地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“之江潮”记者。2022年下半年最新数据尚未公布,不过在当地政府看来,“在国家全面三孩生育政策与市里育儿补贴政策效应叠加下,市民生育积极性确实有所提高。”

截至去年底,杨军已拿到3500元,2022年度的育儿补贴金将在今年一季度兑现。有了这项政策,杨军愿意生三胎吗?“不考虑,没有人带娃。”杨军的回答很现实。

虽然没能鼓励杨军生三胎,但育儿补贴对当地的正向刺激还是显而易见的。在攀枝花市一家企业工作的李晴(化名),正处于育龄,一直在犹豫生还是不生。她留意到,政策出台后的一年半内,身边已有五六名意向二孩的同事,陆续怀孕、生娃,大家普遍认为“有这个钱可以拿,总比没有钱好。”

在微博、抖音等社交媒体上,不乏和李晴同事类似的观点,证券市场也用股价给出了回应。在深圳市征求意见后的第二天,A股三胎概念板块内金发拉比和安奈儿2股涨停,据证券时报报道,主力资金净流入逾500万元的三胎概念股多达24只。其中,金发拉比甚至连续4个交易日股价涨停。

中国历史上,最著名的一次鼓励生育源自2500多年前的勾践,《国语·越语》中记载,“女子十七不嫁,其父母有罪;丈夫二十不娶,其父母有罪。”此外,生男孩,越国奖励两壶酒一条狗;生女孩,奖励两壶酒一头猪……最终结果大家也知道了,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,让吴越争霸的天平向勾践倾斜。

如今在国内多所城市,育儿补贴金额大多累计在2000元至4万元不等,数额较多的如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,生育三孩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,且孩子3周岁前,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。

育儿补贴只是政府“政策工具箱”中的一项,此外还有购房指标、托育服务、教育减负等系列政策组合拳,比如杭州、南京、厦门、长沙等地,“二孩或三孩家庭,允许新增购买一套住房”;甘肃省临泽县和济南市,为二、三孩家庭提供购房补助、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;苏州、合肥等地加大财政支持,解决0-3岁幼儿的托育难题。

在日本生了俩娃的杭州人:每月都有钱,但养娃远远不够

各地政府政策频出,发钱、补贴能促进中国生育率有较大转变吗?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看来,可能性不大,“日本、韩国生育率的下降,比中国要早,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,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,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。”任远说,“从已有的文献看,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。”

“在日本,补贴确实减轻了一些养孩子成本,但是生不生孩子这件事,没看出有太大影响。”在日本大阪生活了24年、生下两个孩子的杭州人王雅茹(化名)说。

王雅茹和丈夫都是拿着日本永久居住身份的浙江人,“只要加入日本的健康保险,怀孕期间、孩子出生后都能享受到福利和补贴,我生两个孩子的时候都有。”王雅茹说,“在我的办公室,12位女性,只有两人有孩子,1人结婚没有孩子,其他9位都是单身。”这些补贴与政策,并没有打动日本女性结婚生子。反映在日本楼市,最受市场欢迎的公寓以一室一厅、二室一厅为主。

2000年,王雅茹到日本留学,2005年,第一个孩子出生,日本政府提供了30万日元(约人民币1.6万元),今年4月1日起,这个数字提升到了50万日元(约人民币2.6万元),“足够支付在医院生孩子费用了。”女儿出生后,王雅茹每月领到了1.5万日元(约人民币786元)的育儿津贴,直到女儿3岁。

这之后,王雅茹每月领到1万日元(约人民币524元)的儿童津贴,直到女儿15周岁后的第1个3月31日为止。

2012年,王雅茹的儿子出生了,每月领到的育儿津贴、儿童津贴也是同样的数目,但是和育儿成本相比,这些钱杯水车薪,“如果读公立学校,教育成本不贵,但是我女儿从初中起就读的私立学校,学费87万日元(约人民币4.5万)一年,加上教辅费用,每年要花100多万日元(约人民币5.2万)。”

最让王雅茹省心的政策,是针对孩子的医疗补贴,“从小学到高中18岁毕业为止,孩子每次看病最多超过500日元(约人民币26元)部分可以全额报销,每月最多支付1500日元(约人民币78元)。”

从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来看,从1990年的1.6、2000年的1.37、2010年的1.34到2020年的1.3,整体呈现为在低水平稳定且略有下降的态势,反映出日本的生育支持措施并未促进生育率有效上升。

同时,日本各地政策也在不断加码,就在上周,东京宣布取消二孩保育费,养娃成本又省下了一笔。

相对应的是,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为1.3,2021年仅为1.15,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,2022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,鼓励生育这件事已不得不做了。

“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欧洲,对于生育和家庭发展有丰富的政策工具,不同政策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并不相同。”任远总结道。

生育保险、灵活用工、普惠制托育托幼......生娃这件事要有越来越多社会支持

在浙江以及长三角地区,年轻人是怎么看待鼓励生育政策的?

“之江潮”记者针对长三角适婚年轻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,58.59%的人对深圳征求意见稿中“生三孩最多补贴1.9万元”的补贴数字不感冒,选择了“不愿意生娃”;“如果多孩家庭享受的补贴更多,你愿意生几个?”的问题中,61.35%的人仅愿意生1个,34.36%的人愿意生2个,3个及以上的人占比甚微,部分受访者做出“一个也不生”“为什么要生”等回应。

“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,长三角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应该仍然会是低生育率。”在任远看来,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成本高,如深圳拟推出的补贴鼓励生育政策,效果并不会特别明显。

不敢生娃的因素有哪些?综合另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,收入、住房、带娃、教育等方面的顾虑占比均在60%以上,养娃经济压力大成为最主要因素。也有不少参与者提出“社会福利保障”“女性事业的影响”等因素。

发钱不能有效鼓励生育,那社会应该做些什么?“育儿假、哺乳假、减免税收、工作和家庭的支持、企业提供生育保险、灵活的用工制度,方法有很多,需要了解民众最迫切的困难、最迫切的需求,从而来增加民生福祉。”任远建议,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需求,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。

“提高生育率,不仅仅是医学问题,更是社会问题。”浙江省政协委员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病区主任周坚红说,在今年的浙江省两会上,她带来了一份提案,重点面向0-6岁婴幼儿和适龄婚育妇女,从妇产科医生的角度,提出在大学课程中设立生殖健康教育选修科目,助推生育意愿。此外,周坚红建议将羊水穿刺、染色体检查等费用较高的检查纳入医保范畴,以及降低剖宫产率等。

在“浙有善育”的角度,浙江在去年也出台了实施方案,从生孩子的保驾护航,到婴幼儿照护人才的培养等落地,针对的是“生”和“育”的问题。

任远同样给出了类似建议,“城市中,家庭的小型化、年轻夫妇工作忙碌等使家庭婴幼儿照护有一定困难,对这些地区,婴幼儿的托育托幼服务等生育配套最为需要,要加强普惠制的托育托幼政策。”

此外,如今社会的主力生育年龄段为80、90后人口,00后人口也即将或已开始加入生育队伍。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,任远提出应该有不同的服务和体制,如青年人口要在婚姻上给予支持;生育期的人口要给予产假、陪产假、婴幼儿托育的服务支持,对年龄大的女性生育,要加强大龄生育的服务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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